莫砺锋:将灵魂安顿在唐宋时代 – 优发娱乐-优发娱乐官网直营平台【娱乐平台】

莫砺锋:将灵魂安顿在唐宋时代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这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唱词,在莫砺锋听来甚有同感。他在中学时就将“工程技术人员”视为理想,曾希望以自己偏长的数理化知识来服务社会。没想到后来命运弄人,变成一个钻故纸堆的学者。年近古稀时,这位被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的中国首位文学博士推出十卷本文集。

  《莫砺锋文集》十卷,五百余万字,收录了莫砺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各类专书二十余种。“在七十之际将平生著述纂成一集,对几十年文字生涯作一个总结,便不是毫无意义的灾梨祸枣。”莫砺锋谦虚地说。实际上,这位被誉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既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更因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建树在学界备受尊崇。

  4月23日,本报专访莫砺锋。

    固守“唐宋文学”一亩三分地

    中华读书报:您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大学的学生,大学带给您什么?

  莫砺锋: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参加高考时,已在农村插队十年了。我并不嫌弃当农民,但总觉得使用镰刀、锄头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在江南的六年中,我每年的劳动成果就是二千来斤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斤被自己吃掉了。在淮北的四年中,我在公社农具厂里“亦工亦农”,每年也就生产十来箱螺丝钉,产值只有一两千元。进了大学,我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带给我的,最主要的便是人生轨迹的改变。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在您的学术小传中,好像没有太多涉及当时西学思潮的冲击,是否不像当代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那样受到大环境影响?

  莫砺锋:我1984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术上刚刚起步。当时的西学思潮对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冲击,比如有人宣称必须运用“新三论”来研究文学。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临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我向美优发娱乐者请教如何运用“新三论”。我一到哈佛就结识了宇文所安教授,便赶紧向他请教。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什么叫‘新三论’?”原来美国的学者并不强调新理论。我缺少独创精神,在较长时间内都没看到有人用“新三论”或是“熵论”研究古典文学做出多少成绩,也就不想跟风了。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提到过程千帆对自己的影响,他所传授的研究杜诗的方法是怎样的,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莫砺锋: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过“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一门发凡起例的课程,目的是讲授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空说方法难有成效,就用杜诗作为范例。他的想法是学生学会了如何研究杜诗,也就会研究其他古诗了。他传授的具体方法当然很多,从怎样搜集资料,辨别真伪,到如何分析文本,引出结论,相当全面。但最主要的是“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学术理念,这是我终生服膺并力图贯彻的。

  中华读书报:在《程千帆评传》一文中,您提到程先生为博士生选定的必读书目。您在后来的教学中是否也延续这一方法?

  莫砺锋:当年程先生让我先研读八部先秦经典(其中《论语》《孟子》算一部,《老子》《庄子》也算一部),然后再开始研究唐宋文学,可能是考虑到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基础薄弱,必须“恶补”。况且当时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在我攻博的三年中,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课程体系也尚未建立,所以用专书研读取代学位课程。现在的博士生培养有较周全的课程体系,但攻读典籍仍是南大文学院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具体书目已扩展到三十部,让学生从中自行选择五种。

  中华读书报:程千帆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莫砺锋:我觉得具体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论文。但是在整体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是提升我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掌握,促进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其现实意义是为民族复兴提供学理支撑。

  中华读书报:很赞赏您的一句话,“在1979以后,我成天钻故纸堆,灵魂安顿在杜甫、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这是不是您学术研究的常态?

  莫砺锋:这句话当然有点夸张。老一代的学者中真有这种情形,听说清史专家孟心史先生对康熙、乾隆年间的粮价能够“一口清”,却对目前的粮价一无所知。我们这一代学人不可能这般脱离现实,比如我本人就常会翻阅当代的文学期刊,还会读读《基因传》之类的科普读物,但我的学术研究确实专注于唐、宋文学。我的师兄弟们近年来研究范围有较大开拓,时间下及清代,空间旁及域外,但我才力薄弱,无暇他顾,便一直固守“唐宋文学”这一亩三分地,杜甫、苏轼是我朝夕相对的古人。

  中华读书报:1984年,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您以《江西诗派研究》为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三个小时的答辩。能否谈谈,五年的学术训练,您有了怎样的收获?那时候的博士培养和当下比,有怎样的不同?

  莫砺锋:我的收获便是基本学会了怎样从事学术研究。想当年程先生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先生当他的助手,四位老师共同对我施加“友善的压力”(程先生语),我再愚鲁,也不会毫无长进。我答辩时的答辩委员有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先生,论文评阅人则有林庚、王起、朱东润、萧涤非、孙望等先生,堪称豪华阵容。那时候的博士培养更像旧时代的工匠带学徒,完全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技能,并不追求“规范化”或“体系性”。当下的博士培养更像流水线生产,体系完整,规范严格,但难免有程式化的缺点。我觉得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两种形式各有所长,最好能取长补短。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曾参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担任宋代卷的主编。能谈谈那时候的教材编写,是怎样的情况吗?在编写上您有何主张和原则?

  莫砺锋:袁行霈先生是全书主编,在总揽全局的同时也注重发扬民主,整个编写过程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我们开过多次编写会议,从确定全书宗旨和章节安排,到各编提交样稿互相审读,都经过充分的讨论。第一次编写会上还请“游国恩史”的主编之一费振刚先生来介绍当年的编写情况。在全书九位分卷主编中,我年龄最小,资格最浅,但也已教过十年文学史课,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在编写上并没有特别的主张和原则,别的分卷主编也没有提出特别的主张,最终体现在全书中的原则或理念都是经过集思广益的集体意志。我很欣喜能参加那次集体编写工作,主编袁先生与多位分卷主编是我尊敬的前辈,聂石樵、袁世硕先生几乎与我父亲同龄。黄天骥先生其实也是我的前辈,但他性格活泼,又能“不耻下交”,我们的关系便有点“忘年交”的味道。总之,我在编写工作中结识了多位前辈,获益非浅。

  中华读书报:您被许多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砺锋:可能是由于我是本系的第一个博士生,是“程门”的大弟子,平时又不苟言笑,比较一本正经吧。当时还有不少南大学生借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我为“莫大先生”。反正肯定不是由于学术精深。

    杜甫研究及其他

  中华读书报:您很早就研究杜甫,为什么喜欢并选择了杜甫?

  莫砺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杜甫确实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千家注杜”的现象说明古人就将杜甫定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程先生为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开过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便是杜诗。其二是我热爱杜甫。下乡插队以前,李白与杜甫在我心中的份量是等同的。下乡以后,尝到生活的艰辛,李、杜的天平开始倾斜。特别是在我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刮破,夜间躺在床上仰望满天繁星时,便觉得杜甫离我更近。后来选择杜甫为主要研究对象,那段生活经历便是内在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您在1991年决定着手撰写《杜甫评传》时,已有三本同名著作问世。尤其是陈贻焮先生的巨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写作有压力吗?您认为是否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阐发?

  莫砺锋:客观上说,《杜甫评传》并非我自己的选题。当时南大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选目中有杜甫。起初约了外校的一位学者,后来因故爽约,匡老便在本校教师中物色撰稿人选,那时正任丛书副主编的周勋初先生提议让我来写。我本来热爱杜甫,很愿意借此机会向杜甫致敬,便接受了任务。我认真读过所有相关著作,其中当然包括陈贻焮先生的同题巨著。压力是有,但压力其实也是动力,那会提醒我一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说到阐发的空间,主要在于我的《杜甫评传》属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必须格外注重对杜甫思想意义的阐发。我在主观上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至于有没有实现,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在写作时,居然有一次梦到了杜甫,可见您的创作投入与痴迷。想知道您的创作状态。

  莫砺锋:杜甫经常走进后人的梦境。唐人韩愈诗中说:“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清初的王嗣奭也曾梦见杜甫,醒来后写诗说“我公号诗圣”。我写《杜甫评传》时赶得较紧,日夜都在思考杜甫,便在梦中见到了杜甫,他的模样就像蒋兆和画的杜甫像,语音则是浓重的河南口音。可惜那样的机会仅有一次,借用孔子的话说:“久矣吾不复梦见杜公!”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杜甫在儒学的发展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统计过杜诗中用到“儒”字有45次,其中有44次是在“儒家”的意义上用的,杜甫对儒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莫砺锋:我认为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有三点:一是用实践行为达到了儒学所追求的境界,包括仁爱思想和人格精神,从而证实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二是把儒家仁爱思想的施予对象从人类扩大到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从而成为宋儒“民胞物与”精神的先驱;三是用精美绝伦的诗歌语言对儒学精神进行最生动的阐释,从而为弘扬儒学开创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有效途径。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哪些杜诗是被大家忽略了?能否举例说明,应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些诗的价值?

  莫砺锋:杜诗选本很多,像山东大学选本与邓魁英、聂石樵选本都选得很好,但是仍有一些重要作品被大家忽略。我与弟子童强教授合作编选了一本《杜甫诗选》,2018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上述两种选本相比,我们的选本中增加了一些作品,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因思想倾向的因素长期不受重视,例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哀王孙》。另一类是因诗体、风格的因素而被忽视,例如七排《题郑十八著作丈》与五古《火》,具体的分析可见该书。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所写的《杜甫评传》,在同类著作中有什么特色?

  莫砺锋: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我的《杜甫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它更重视杜甫作为思想家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我既把杜甫当作伟大的诗人,又把他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在论述其诗歌成就及创作过程的同时,也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及美学思想进行探讨。

    中华读书报:《漫话东坡》被您称作“非驴非马的状态,完全是有意为之”。您写惯了学术论著,在这本书中有意避免再写成严肃的专著,是否在写作时格外放得开?完成后您觉得满意吗?

  莫砺锋:我热爱东坡,我曾写过十多篇有关东坡的学术论文,都是相当严肃的。《漫活东坡》不同,它是一本普及读物,不能像论文那样来写,否则有谁会读呢?但是我一向反对在普及读物中对古人进行“戏说”,那样会歪曲古人的形象与精神,最终误导读者。所以我既想保持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又想采取轻松活泼的语言形式,结果便写成这个样子。我写本书是很放得开的,因为我并不追求深度,也不追求创新,我只想与读者朋友谈谈我心中的东坡,只想写成一本“漫话”性质的书。我自己对此书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基本做到了“无一事无出处”,不像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那样有较多的想象和“戏说”(比如东坡对堂妹小二娘的“爱情”,以及东坡练习“瑜珈功”等)。

    中华读书报:您写《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漫话东坡》等著作,在选择传主、写作特点上有何共同之处?

  莫砺锋:传主当然必须是我热爱的人物,这样我才有写作的动力。尤其像《漫话东坡》,写成后又不算“学术成果”,甚至从未填进南大的工作量考核表中,而写作所费的心力并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比如为了弄清到底是谁最早把“韩海苏潮”这句话变成“苏海韩潮”,我便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图书馆里钻了整整三天。如非热爱传主,何必自讨苦吃?至于写作特点,只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至少我本人是以此为努力目标的。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中华读书报:您的学术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此背景下,您愿意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吗?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中间有过怎样的变化?

  莫砺锋: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四十年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实证性研究,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而以前那种“以论带史”的宏观概论式研究比较少见了。我本人的研究路数没有太大的变化,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近十年来比较重视学术普及工作,撰写普及读物,进行公益讲座,几乎占了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读诗的境界。比如读《离骚》,“读得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才真正懂《离骚》”。通俗意义上,我们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是好像也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感觉您是“感同身受”才有深刻的体会——如何读诗,能否谈谈您的体会?

  莫砺锋:那句话是引用古人之言,当然我也同意。这与我对阅读古典诗歌的态度有关。我认为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读人,是透过文本走近古代诗人,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心跳,从而在人生观或人格精神上接受熏陶。中国人评价诗人,一向人文并重,凡是流传千古的一流诗人,一定具有一流的人品,否则再有才华也会被历史淘汰。我曾在《诗意人生》这本小书中介绍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位大诗人,我认为阅读他们的作品,应该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做到尚友古人,从而真正获得裨益。

  中华读书报:研究古典文学,最要紧的是什么?您曾经提到,“只要能解决问题,运用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但是学术界仍不乏“花拳绣腿”等不良风气。如何减少类似现象,您有何建议?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也非常出色,是否可以归纳几点经验?

  莫砺锋:我觉得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在整体目标上要有古为今用的价值导向,研究古典文学是为了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不应自我局限在象牙塔内;二是在做具体课题时要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要实事求是,言必有据,要坐得住冷板凳,切忌追求轰动效应。我说的“花拳绣腿”是指如下的学术现象,有些论著满纸新名词,其实只是胡乱贴上的标笺。注释则引用许多外文著作,但往往文不对题,甚至是“伪引”。这样的论著读来不知所云,细究也没干货,只能说是花拳绣腿。如何减少此类现象,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学界自身应该诉诸学术良知,加强学术自律。管理部门应该改革只重论文数量、只重刊物档次的评价标准,并将评价权力交还给学术共同体。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学风比较端正,我们的经验是努力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在学科内部确立符合学术精神的价值观,尽量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

  中华读书报:拜读了《浮生琐忆》和《师友杂记》(《莫砺锋文集》(卷十),非常感动。看《离家》一章,竟也随着您一起,“泪珠涌进眼眶”;看《初恋》,心中也生出淡淡的怅惘;您对待疾病的坦然甚至幽默,对待师友的深情厚义,还有更多的内容,富于学理,又风趣幽默。您在写某些回忆文章时,有没有顾虑?

  莫砺锋:《浮生琐忆》是我的回忆录,它的写作有点像受灵感驱动的文学书写,但内容完全真实,决无半点虚构,也决不追求文采。北大未名网站上曾有匿名评论说此书“平静,真实,而且琐细”,我很满意这个评价。《师友杂记》由一组短文组成,都是有感而发的心里话。我一向认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又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份要维护,写写回忆文章当然毫无顾虑。况且我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正是它们构成了我的生命,正是它们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很愿意坦率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内容,就像与朋友谈谈家常一样。

  中华读书报: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位特别富有诗意、讲究诗意的人?您崇尚怎样的生活?

  莫砺锋:这要看怎样定义“诗意”。我认为只要对庸俗卑微的生活环境实现某种程度的超越,便可说是诗意的生存。我曾在《诗意人生》中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人称为诗意人生的典范,尽管他们的人生遭遇与作为相去甚远,但正如孟子所说,“易地则皆然”。我本是个俗人,但我在农村的茅檐下结识了上述大诗人,他们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我的人生轨迹。我读古人的诗词,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的艰难困苦,体会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使我深受启发。我对诗意生存的理解有点像黄山谷所说的“不俗”:“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此外,我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情景,总会联想到古典诗词的名篇、名句,并在心中涵泳体会,那也是对诗意的追求。我崇尚的生活是物质上达到温饱以上,精神上自由洒脱,此外别无他求。“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此生足矣!(本报记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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