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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新出楚简与屈赋中千年难题的破解

  近些年来,随着出土战国竹简的大量问世,对简帛文字与先秦文学的研究,成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这些战国竹简绝大部分是用楚文字书写的,学术界已经编订了大型集成类的竹简书册,最富有代表性的诸如马承源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荆州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以及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竹简等等。众所周知,真正本源性的先秦文学就是以这些古文字作为书写符号和思想载体的,传世先秦文学的绝大多数文本实际上是秦始皇“书同文”之后,经过秦汉隶变古书传抄而来的。这些以战国楚文字书写的哲学、史学以及文学作品,对上古文化尤其是屈赋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为破解屈赋中的千年难题带来了契机。张树国先生新著《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以楚史及屈赋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利用上古楚文字及秦汉隶变古书原理,解决诸多楚史及屈原楚辞创作中的疑难问题,多篇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北京大学学报》《浙江学刊》等刊物上,多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引起学术界很大反响。

  这部著作分为四编,第一编“出土文本与楚史中的重要问题”、第二编“出土文本与屈原研究”、第三编“《天问》创作及有关三代文学母题”、第四编“《楚辞·大招》:汉高祖丧礼中的招魂文本”,该成果是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先秦历史文献研究的原创之作,体现了作者锐意创新精神,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

  首先,以出土文献为基础,以传世文本为参照体系,以历史文学形态为研究核心,解决楚史与《楚辞》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就出土文献方面,利用了新出“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子羔》《容成氏》,《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尊德义》《唐虞之道》,“清华简”中的《楚居》《系年》;金文方面利用了《蔡侯编钟》《蔡侯盘》铭文,以及出土金文汇集之作《殷周金文集成》《楚系金文汇编》等著作。就研究核心而言,本成果最终归结为文学形态的研究,以解决与楚先逸史及春秋楚史相关的文学问题、屈原研究的相关问题、《天问》创作的文学母题问题、《楚辞·大招》的年代指向等重要问题。

  其次,作者根据近年来新出土的楚简文献补正了楚国以至战国时期历史事实。如通过《清华简》中的《楚居》《系年》等篇、《上博简》涉及的西周时期的楚先逸史,梳理了出土史料涉及到传说时代的楚先逸史共九位、从穴熊到熊渠九世、从熊渠到楚武王熊达十三世的楚国世系;着重探讨了《楚居》记载的楚先公在蛮夷地区的开拓史,成为西周王朝征伐的政治军事动因;并以此为延伸通过西周时期楚公逸史的研究以解决一系列相关历史文学的疑难问题。再如通过《驫羌钟》与楚竹书《系年》铭文训读,以研究战国初期的史实问题,探讨驫羌征秦、伐齐、会平阴、入齐长城、袭夺楚京的情况,对于《驫羌钟》与《系年》涉及的事件与时间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证,订补了《史记·六国年表》阙误。

  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对于屈原研究的新开拓。这又在四方面的创获很大:第一,着重探讨了汉初隶变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来源问题,本成果从《屈原列传》收录的唯一楚辞文本《怀沙》入手,发现司马迁是根据汉初隶变楚辞文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的材料撰写屈原列传的,实际上是利用二手材料而进行的创作,这样一方面成为司马迁的原创成果,同时也因为没有利用战国楚文字的原始文本而产生了很多阙失,造成一些史实上的矛盾包括与出土文献的抵牾,这些也成为后世屈原否定论者利用的依据。第二,《鄂君启节》铭文对研究屈原悲剧结局及晚期作品的启示,本成果梳理了《鄂君启节》铭文记载鄂君启商队经行的水陆路线及沿途城市,探讨其字体属于战国楚系文字,这应该与屈原、宋玉等人写作楚辞诗篇的字体相同。《鄂君启节》与《楚辞·九章》中的《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等具体诗篇,与《哀郢》“江与夏之不可涉”之句在屈原晚期作品具有一定的联系,有助于探讨屈原晚年流放路线及自杀悲剧的成因,这些铭文对研究屈原晚年流放路线以及自杀结局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第三,《九章·悲回风》与扬雄《畔牢愁》的附益问题,本成果梳理了近年来出土的一些竹简文献,重点探讨简帛的编连体例,为《悲回风》作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材料,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悲回风》从开头至“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共四十八单句为屈原原作;自“孤子吟而抆泪兮”至结尾共六十二单句为汉代扬雄所作的《畔牢愁》,而在刘歆等人整理《七略·诗赋略》时追录并“附益”在《九章·悲回风》之下。第四,从《天问》伍子胥图咏及吴国史迹论其创作之若干问题,通过对伍子胥图咏本事以及“白蜺婴茀,胡为此堂”以及吴国先史的考证,证明此“堂”是春秋吴国神殿遗存,图绘夏商周三代兴亡往事均隐含了吴国本位的历史观。《天问》是屈原晚期被顷襄王流放陵阳(今安徽省池州地区)的九年之间,见到春秋吴国神殿遗存壁画“呵而问天“的产物,从而填补了屈原“陵阳九年”楚辞创作的空白。这一《天问》“春秋吴国神殿壁画说”对解决三代神话传说的谜团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最后,对于《楚辞·大招》研究的阐幽发覆。作者依据出土文本和传世先秦文献的“隶变”现象,其中相关材料如“三圭重侯”“三公”“九卿”为汉初制度,“接径千里”“田邑千畛”为天子采邑,“代水”“羊肠”“交趾”反映汉初疆域南北至,铺陈楚、吴、秦、代等七地饮食乐舞等等,这些证据几乎都指向汉高祖时代,因此得出结论:《大招》为汉高祖刘邦大殓入殡礼上的招魂辞,《大招》中的历史事件及诗句出典几乎均可在陆贾《楚汉春秋》《新语》中找到根据,而《楚汉春秋》是秦楚之际最早且唯一的原始记录,为《史记》所取材;《大招》对吴楚饮食的细致描写,证明其作者为来自东楚吴地的陆贾。以可信的原始材料与丰富的传世文献进行对比论证,再通过缜密的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总体而言,作者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楚史和《楚辞》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创获,尤其是通过新出土简帛及金文文献发掘出西周时期的楚先逸史,探讨出土文献与屈赋研究的关系,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史料来源问题、屈原晚年的流放路线及自杀成因问题、《九章·悲回风》的附益问题、《天问》为屈原面对春秋吴国神殿遗存而创作问题、《楚辞·大招》的产生年代问题,都见解独到,结论新颖,多发前人所未发。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以出土文献为依据并结合传世文献为参照,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文学研究为指归,这样的研究路径非常值得倡导;作者能够借助于古文字训诂、上古音韵学的积累,在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出土文本的解读,再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的材料与背景,以探讨文学产生的语境,并根据两周时期文献文史不分的特点,在历史叙述中突出文学要素,这些研究方法也是非常值得推广的。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作者通过出土文献在楚史研究和先秦时期的楚文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为完善先秦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新材料和新观念。其理论价值在于作者通过先秦时期历史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传世文本要回应出土文本的检验与挑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发掘出土文献的意义;强化学术研究中新材料带来新学问的意识,立足于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以推进学术的发展,启示人们对于学术研究从阐释文本到超越文本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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