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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辑手记:“任性”而幸运的事

《中国通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8年出版,定价52.00元

  《中国通史》是我成为编辑以来耗时最长的一部稿件。从拿到书稿到最终出版,前后拉扯漫长。从最初的紧张忐忑,到之后的沉浸其中乐不思蜀,直到最后,书中的字字句句,几乎如身体发肤般一样熟悉。个中“折磨”,琐碎枯燥,甚至令人抓狂,但是等到结束回望,又不禁生出一种怀念。仿若跟随钱穆先生走了一段路,一起见识世界,一窥史迹,并有所得;而这“所得”里竟有感情的因素了。

  此书现已上市,并以两张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虽不发光得耀眼,亦可以其钱氏“调性”介立于通史林中;于个人而言,也是我迈入出版行业体悟良多的一部作品。

  在文稿处理的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原稿口语化以及半文半白的文风如何调和;《中国通史》因为是课堂记录,所以大量保留了口语化的特色。比如目录篇章名以及行文,不正统,大多是信手拈来的随性标题;见性情而有趣味。

  此外,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所言,讲课跟著述不同,无法以个人专著的标准来度量。钱穆通史“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讲者已逝,无处可资修正;记录者叶龙又值耄耋之年,加上年代久远,记忆闪烁。其中参差、失误错在讲者,抑或记录者,已几乎不可考。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定下了初步的审稿标准:以原稿为基础,以综合古史典籍为史实准绳,以诸家版本映照钱穆先生的自成一系,从情怀上诠释钱穆先生的“温情和敬意”。

  第一阶段,对照叶龙记录手稿及《国史大纲》,确认内容正误,同时提送两次专家外审。专家外审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性价值,但必须首先保证文稿的基本质量。第二阶段,结合外审、政审意见,修改历史知识性错误,排查敏感性内容。钱穆先生任性敢言,常有率性之语,审稿的过程,也是“排雷”的过程。第三阶段,查阅相关史料,核查史实,确真证伪,查缺补漏。这一阶段是最耗费精力的,在确真去伪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尤其是前期审稿中,哪怕有一丝疑虑,都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要试图掩耳盗铃,必须审慎地斟酌,甚至尽早考虑从头再来。第四阶段,文法核校,最后通览梳理。从篇章标题的适配性到逻辑文法,大到段落衔接,小到注释说明,等等,都一一作了更正。

  为了保证注释来源确定可靠,我大量查询权威性古史典籍、《辞海》等以及钱穆先生个人著作予以核查确认,同时参考外审专家意见,其中不少注释,来回多次,反复推敲,推翻重来。只求这细节的点缀产生些许兴味,满足一个“强迫症”对细枝末节的追求。

  本书轻薄,极简,低门槛,但并不是老少通杀、毫无门槛的。

  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候,以一人之力担起了当时四名教授联手的“通史”课程,其识见,其学问通达,一般人不可及。(也正因此,没有合适人选审鉴他的讲义,没有合适的现代“名人”来推荐他的稿子。因为一切起自一家之言,他人难以置喙。)钱穆先生讲历史,内容涉及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各方面,讲述中他会习惯性年代、年号并用,历史人物古今穿插,历史演变中西对比……作为责编,我所做的也只是根据基本史实,尽力复原现场讲述,让读者可以领略到大师风采一二。而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常识储备,才能得窥门径。一旦得窥门径进入,则别有洞天。

  例如,第十二章《东汉时期》,讲到昆阳之战时,钱穆先生宕开一笔,说“读此故事可愈疟疾”。这种近似“无厘头”的小幽默,真是课堂才有的东西,在著述中见不到。而这种往正史中随性加“调料”的手法,非大家不能为之。

  从事出版行业至今,每一本书做完,总会有各种遗憾的地方。尤其是这么一部通史经典,抱着“一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的心态,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所幸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接收到了来自领导和同事各方面的建议和帮助,因为他们,这本书的遗憾才有可能最大化降低。感谢部门主任允许一个编辑“常驻”图书馆,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此;感谢社领导不厌其烦、不遗余力的指点和建议,使得书稿中很多神来之笔和有趣的东西得以保留和尝试,并更加生动盎然。

  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只在做这一本书。对一个编辑而言,在一段时间内安静地投入直到达成目标,是一件“任性”而幸运的事。感谢《中国通史》让我体验了这个奢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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