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远比写一部小说重要得多 – 优发娱乐-优发娱乐官网直营平台【娱乐平台】

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远比写一部小说重要得多

20181210_004

  依然翠绿的爬山虎密密匝匝地爬满高高的院墙,一群鱼儿在倒映着高大建筑的浅水中游戏,偶有金黄色的树叶缓缓飘落在池面,也生怕惊动了这院子的宁静。

  既现代又古朴,既灵动又深沉。步入位于天津大学内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立即被庄重不乏诗意的空间感染;而参观院内的展室,则把我迅速拉回现实:这座集中了冯骥才一生藏品和文学作品的“博物馆”,点滴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他曾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为什么?

  这是冯骥才最难回答的问题。他在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很多人不解,甚至怀疑他写不出来了。现在,他用新书《漩涡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回答了这个对他来说“太复杂、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的问题。

  从1990年到2013年,他身不由己地被时代的漩涡卷入,与时间赛跑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为此付出艰辛甚至悲壮的劳动。如果说文学和绘画,是出自于一种本性,文化遗产抢救和教育则是冯骥才的选择。对他来讲,这四件事情是融在一起的。

  “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

    中华读书报:您的《俗世奇人》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小小说界也深受鼓舞。在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什么您还坚持写小小说?

  冯骥才:“小小说”最早是河南文学界提出来的,创办了《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他们有很高的文学见识,他们是有眼光的。很多地方刊物,坚持自己的看法、主张、兴趣和审美,而且在学理上不断论证,几十年如一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读者有深远影响。他们支持我,我参与他们的事业。

  至于个人写小小说,谈不上坚持,我什么都写。就像诗人,可能写长诗,也可能写律诗,绝不可能把律诗刻意拉长。我写长篇、中篇、短篇,写大量的文化档案,写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文字,也写了大量的关于绘画的文章。长篇小说有长篇小说的素材,小小说有小小说独特的发现,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中华读书报:从1980年代您就从事小小说创作,您如何看待小小说?

  冯骥才:我很早的时候写过一篇小小说《哈哈镜》,才五十多字。80年代的写作,非常有激情,那时候也特别年轻,有创作活力。在开放的、自由的时代,觉得所有东西都松绑了。我曾经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让心灵更自由》。小小说对写作有一种挑战。小小说不小,要找到特别绝的结尾,要求作家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我偶尔碰到了就会写,写了不少。

  小小说对我来讲是非常独特的思维,是先发现结尾,倒过来写。小说需要细节,黄金般的细节。在成功的小小说的结构中,往往把金子般的情节放在结尾部分,好像相声抖包袱。像《聊斋志异》中的《口技》,多么逼真;契诃夫的《万卡》,写万卡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祖父收”,“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信丢了进去……”,就那一个结尾,把生活的无望写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最近这几年,您陆续推出了《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等非虚构作品,您是怎么把握的?

  冯骥才:第一本写1966年到1970年代末,原来的名字叫《冰河》,出版时叫《无路可逃》,写如何走向文学。第二本写1977年到1979年,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文革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也是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时代。我特别有感触的是黄河的凌汛,冰一旦解开,上百平米的大冰块,被鼓涨起来的河流以极大的力量冲到岸上。我是用“凌汛”形容改革开放之前的解冻。第三本《激流中》写1979年到1988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邓小平讲到“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不要横加干涉”的时候,掌声像大潮一样爆发出来。所有这些都是我亲自经历过的,这本书写到80年代末第一次现代艺术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最后讲:一个时代结束了。

  中华读书报:最新一期(2018年第6期)《收获》刊发了您的新作《漩涡里》。

  冯骥才:《漩涡里》从1991年写到2013年,23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底是怎么做下来的。我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一系列老城保卫战,完全靠民间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第二件事,是从2000年开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第三件事,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漩涡里》写了二十年来所付出的辛苦,也写了官场中的一些事情,把问题的本质写清楚了。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叫《漩涡里》?

    冯骥才:我掉进漩涡里,不能自拔,而且不断把大项目放进去,不断搅动,每一个项目都是我心头里的大事。

  中华读书报:纵贯五十年的书写,对您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从60年代中期写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写了五十年的人生。一开始我想写成生命史,后来慢慢想,真正写出来后不是生命史,是心灵史、思想史。实际还是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心路历程。

  我真正想写的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随着国家的变化,个人的命运也在变化,一直有自己心灵的追求,一直把个人要做的事情、个人的选择跟整个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是天生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人。无论是我早期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还是后来的文化小说,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即使有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小说,实际都有和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思考。从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转化,仍然是使命在身的。所以我说,我做文化遗产和学者做文化遗产是不同的,还是有很强的人文情怀。

  中华读书报:您为保护非遗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还说自己是失败者?

  冯骥才: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我在2011年曾经直接对温家宝总理提出来。我讲,中华民族创造了一流的历史文化,但破坏遗产也是一流的。我们的后代将认为我们对文化是无知的。我们的古村落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经常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老村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村子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没了。

  后来国家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2012年发动立档调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在全国选择5000个极具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命名保护。

  “我最爱的是文学和艺术。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

    中华读书报:您的呼吁和行动还是很有效的,做成了那么多事情。包括2006年起中国开始有“文化遗产日”,也是在您的不断呼吁下设立的。还出版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等大部头出版物。

  冯骥才:如果二十年前看到古村落的状况,我们以科学的、谨慎的态度去保护会好很多。现在明确要保护的东西,也因为商业化面目全非了。我写过一篇文章《科学地保证文化的传承》,说传承人认定是一把双刃剑,利弊都有,在这两难中,我们必须清醒。在市场和旅游的驱动下,在消费主义肆虐的大潮流中,文化的产业化、旅游化、商品化,以及传承人的职业化、功利化,正在扭曲传承的目的与遗产的本质。只有坚守科学,才能更好地保护遗产,真正地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作品《诗经》就是口头文学集。我们已经收集了20亿字口头文学资料,三年整理出的第一期数据库已完成8亿8870万字,这是民间文学的一套“四库全书”。这项工作需要很大的资金支持,我希望有眼光的、有品位的中国富豪们支持一下我们的文化。

    中华读书报: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您还是义无反顾做下来了?

  冯骥才: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做。我把文学放下来。有人认为冯骥才写不下去了,怎么可能!那时候我创作感觉是最好的,我把文学放下去做非遗保护,谁也不知道我内心的苦涩。我最爱的是文学和艺术,我希望写出最好的文学作品,画出大量的画。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

  没有人劝我做。我觉得我必须做,没有任何功利思想。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世人知道中国还是有人有良心做这个事。

  中华读书报:您办过几次大型的画展,都是为了筹集资金做非遗保护。

  冯骥才: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组织了几次画展卖画,在苏州画展卖的那些画,都是我最喜欢的,后来我说,这些画卖了的话,我就家徒四壁了。那批画卖了350万元,现场捐了,收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资金。苏州画展筹集的资金不够,再去北京办画展,北京不够再去南京……白天往各地跑,做大量的调查,我的很多时间的写作是做文化档案、做普查提纲。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有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专家,我们的一些专家往往是帮助开发旅游的。

  中华读书报:您经常靠卖画筹集资金用于保护文化遗产。

  冯骥才:1992年3月,我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展览期间,当地政府说,冯先生,在月湖边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是贺秘监祠,是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的,政府想把它改造好以后交给文联。如果你整个修缮了,这房子就给你。修缮费用大概需要20万块钱。

  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过了几天,台湾应氏围棋计点制创始人应昌期来了,特别喜欢一幅《老夫老妻》的画。应先生说:“这不就是我跟我妻子的一辈子吗!”当时他就掏了10万块钱买下来。筹到20万块钱,把祠堂修缮好了,交给了宁波文联。

  中华读书报:当初打响“天津老城保卫战”的时候,您也没想到这么难吧?

  冯骥才:全靠民间的力量。我是文联主席,不能动用公家的权力。我邀请当时的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城市史的研究专家、艺术家、摄影家一百多人,用自己卖画筹集的钱组织他们做几个老城的调查,出版了《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等系列图集。还真起作用了,五大道、解放路中街……好多天津的历史文化保护下来了。老百姓认同我的做法。

    中华读书报:做这些事情,需要情怀,需要行动力,更需要智慧和策略,还需要勇气。

  冯骥才:天津城区要进行旧城改造的时候,有一次开政协会议,我跟李瑞环主席说,有一个不好的词,叫“旧城改造”。如果说“老城改造”,我们起码还知道这老城里还有好的东西,但“旧城改造”呢,首先想到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而言的,例如知识分子改造、劳动改造等。如果说“老城修缮”就好得多。李瑞环说,“旧城改造”这词是我发明的。当时那可是大会,四百多人啊。我跟李瑞环说:“冒犯了,主席。”李瑞环就笑了,说:“你这话是对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觉悟,我们想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你们现在这个观点是对的。”瑞环的气度我是真心佩服的。后来我在天津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支持的。他甚至跟天津市长说,你们要听听冯骥才的意见。

  政府要改造,我觉得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城市,这个街拆走的时候,好的东西必须留下来。

  中华读书报:是什么动力在支撑您做这些事情?

  冯骥才:完全是因为热爱才做。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一是理想主义者,二是完美主义者,有点傻乎乎的。我又是固执的人,认为对的就要做。但在现实里,有两个力量要面对。一是消费社会的力量。有人认为“非遗”保护的对立面是开发商,从更高的层面理解是和消费社会较量。消费要把一切变成利益。和消费社会的力量较量时,我是弱势;它是利益的我是精神的,你怎么说服它?一是官场。只要和政绩无关,官员就没有兴趣。我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以GDP论英雄”。我有一个观点:提出“文化自觉”很好,但是连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自觉?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底,了解才能热爱,热爱才能有文化的自觉,我们真正有文化自觉的时候才会有自信。

  “我是一个读者感很强的人,我很在乎读者。作家最重要的还是有人读你的书。有人读你的书,就是有人接受你的想法。”

  中华读书报:您担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已有多年,现在发展情况如何?

  冯骥才:把书桌放在田野上,在大地上思考,让思想既有翅膀,也有双脚,学院博物馆化、对田野和文化体验的重视,是学院的办学理念。现在学院有三个“国字头”研究机构: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我在学术上发现一个问题,口述史是无形的、脆弱的,特别需要保护。另外还包括文学研究室、视觉工作室互为支撑的教研体系,形成传承人口述史、传统村落、木版年画研究学科特色,承担了很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我们把“非遗”和优秀的民间文化请进校园,举办两届“北洋文化节”和大量非遗展览、学术活动,主要还是想培养人才,让他们在文化体验中成为传统文化自觉主动的传承者。

  中华读书报:您将文学、绘画、文化遗产抢救和教育视为自己的“四驾马车”。

  冯骥才:是“四驾马车”,也是“四只手”,该用哪只就用哪只,我也不是千手观音,有四只不错了。

  文化遗产现在和教育合在一起了。我想做一个特别高档的艺术研究院。研究院办的第一个展览是达·芬奇画展,当时意大利的大使问我能不能到意大利办画展,我说我没兴趣去意大利办画展,但是我有兴趣把意大利经典的原作拿来天津办展览。这事还真做成了,他们从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运来49幅画,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西方绘画大师的珍品,当时来参观的有十几万人。我原来想做得特别大,想做一个五四以来文学的研究,还想培养艺术史研究的学生,现在没这想法了,非遗保护占用了太多的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每天仍然到学院来?

  冯骥才:那天我在家里说了一句话:等我岁数大了以后,预备怎么办——我爱人说,怎么你还没老啊?我经常忘了自己的年龄,忘记自己年龄的人永远是年轻的。我还能做点事情,还有用。我的思维一直保持超敏感的状态。可是有一个变化,我现在岁数慢慢大了,爬山困难了。前年有一次去陕西做“一带一路”方面的演讲,经过彬县大佛寺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不能爬山了。出去的少了,书斋里的时间就多了,小说和绘画自然而然来找我了。所以获得鲁迅文学奖,我很高兴,对我最大的好处是读者回来了。

  中华读书报:您很在乎读者?

  冯骥才:我是一个读者感很强的人,我很在乎读者。我刚一开始写作是1978年,楼下有一个信箱,信太多了,我就做了一个大纸箱当信箱。每次送信的一喊我,我就带一个洗脚盆下去拿信,一开信箱,信呼啦下来,盆就满了。特别感动的是,我打开的时候有些信是有声音的:写信的人一边写信一边流着眼泪——那时候我知道眼泪是有粘度的,泪水和钢笔水粘在一起,一打开信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沙沙的声音感动了我。我们已经告别书信,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声音。

  实际这么多年我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没有完全失去读者。作家最重要的还是有人读你的书。你创造了这种艺术形象,读者有兴趣;你能提供这种精神食粮,得有人吃。有人读你的书,就是有人接受你的想法。(本报记者舒晋瑜)

  

Comments are closed.